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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《大汉文化帝国之崛起》(之三)汉武帝的文治武功——“春秋大一统”  

2017-05-07 12:58:09|  分类: 传统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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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汉文化帝国之崛起》(之三)

 

汉武帝的文治武功

 

(三)汉武帝董仲舒主导下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

铸造了“春秋大一统”主流思想

 

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: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将西汉王朝打造成了影响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帝国,董仲舒何许人也?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 这一大政方略,取得如此辉煌成就,有什么历史背境和社会缘由呢

董仲舒(公元前179年-前104年),西汉广川人,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。汉景帝时任博士,讲授《公羊春秋》。

公元前140年,丞相卫绾对汉武帝说,现在推荐的官员,都是喜欢法家的思想,但不利于国家的统一,他们的言论经常有扰乱舆论的危险。于是,汉武帝让各地官员推荐懂得儒家思想的人。

汉武帝元光元年(前134),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的人才,并亲自主持考试。董仲舒应诏,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,回答得非常好,汉武帝“龙颜大悦”。

董仲舒在著名的《举贤良对策》中,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春秋大一统学说、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” 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 三大主张,都为武帝所采纳。从此,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,影响长达二千多年。其实,被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学说,是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,杂以阴阳五行说,把神权、君权、父权、夫权贯串在一起,形成帝制神学体系。

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征贤,遇到董仲舒,一拍即合,显然,他们对历史和现实,是英雄所见略同。

汉武帝即位时,西汉王朝历经高祖、吕后治理和“文景之治”,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发展。与此同时,随着地主阶级及其诸侯国力量的强大,从政治和经济上,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,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。在这种情况下,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,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,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。而儒家的“春秋大一统”主张和仁义思想及君臣伦理观念,又恰恰与汉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。

从根本上讲,孔子学说,积极入世、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,要比其他各家各派,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。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,那时所有学派中,只有儒家学说,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,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,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,就是对人类几千年生产、生活、斗争的总结,极为宝贵,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教育的典范,可以说,儒家思想后来能深入人心,与她贴近社会、贴近生活,并以教材为载体,进行传播密不可分。

独尊儒术,更是改善治民之术的需要。统一的封建帝国,自秦始皇立国到汉武帝执政,经历了近一百年,封建帝国的主要社会矛盾,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,得到了充分的表现,如何处置和缓和这一矛盾,是封建统治者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。对于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,汉代统治者,认真总结了秦亡的教训,认为秦统治者在取天下时,是成功的,但在守天下、治天下时,却是失败的,这是由于不懂得“逆取顺守”的道理。这一论断符合历史实际。

秦帝国建立以后,对于如何处理高度集中的政治,与高度分散的经济之间的矛盾,还缺乏经验,不懂得为了加强集权统治,必须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来管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,尤为失策的是,未能改变兼并六国时的法治手段,没有采用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,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。为了统一思想,秦统治者粗暴地采用了凶残的“焚书坑儒”措施,使不应激化的矛盾激化了,驱使众多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农民起义。秦王朝的暴力统治,不仅表现在政治文化上,而且在经济上也进行了空前的横征暴敛,强迫精壮劳力终年服役,搞得民不聊生,终于在公元前209年暴发了农民大起义。秦二世而亡,意味着法家暴力统治思想的破产。

从刘邦建国到“文景之治”,其贫富加剧,人性恶的一面膨胀,社会矛盾激化,又使汉代统治者意识到,“清静无为”的政治,也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。而儒家,集以往文化之大成,对于如何御民的问题,制定了一套,符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:

第一,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驾驭天下。我国的封建社会改造,保留了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,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,是封建社会的基础,这是一个重要特点。对此,先秦以来的各个学派,有着不同的认识。“法家认法、认刀,不认亲”,对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;墨家主张兼爱,抹煞等级差别,不利于宗法制度的确立;管仲学派则是肯定与否定参半,黄老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,没有对宗法制度给予至高的位置。

儒家则不同,声称以“孝悌为本”,主张强化君父之权。儒家经典,系统保存了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,至春秋战国以来,有关宗法观念的思想资料。经历秦汉之际思想学术的大融合,儒家学者又根据井田制废除,私有经济经产生,宗族解体为家族,以及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确立等新情况,对古老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,设计了一套以个体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制度,这一加工改造,体现在汉初儒师的造礼活动之中。

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、五常之说,理顺了三大人伦关系:亲子关系(血统伦理)、夫妻关系(婚姻伦理)、师生关系(层级伦理)。构建和睦共荣的血缘关系、和美共生的婚姻关系、和谐共进的层级关系,这些关系,都可具体落实到:亲子爱、夫妻情、师生义的人伦大爱之中。

董仲舒的伟大体现于,在中国文化系统中,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,也是悬得更高的中国社会上层建筑。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,伦理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,伦理道德是做人的根基。传统中国,无“国教”,而有“国德”,也就是说,没有国人普遍信仰的宗教,而有国人普遍崇尚的伦理道德。从古自今,中国人以伦理道德作为精神家园,现在每年的春节,几亿人的大迁徙——有钱没钱回家过年,真切体现出了中国人家庭伦理观念之强烈。

汉王朝以来,中国的人伦关系,系统明确的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,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人际关系。重视伦理道德和人伦情感,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。连美国总统布什都承认这点,一次中国新年时,他对华人讲话说:“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很大,其中一个贡献,就是家庭伦理。”

这在2000多年前,董仲舒提出的“三纲”“五常”之说,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,有助于社会安定,更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。按照儒家的学说,可以循着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顺序,理顺了国家政权和家族性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。

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,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,这是它被定为“独尊”的重要原因。

第二,主张推行仁政。儒家学说另一个重要特点,就是把“政治伦理化”,将统治者与服从者的政治关系,染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。这一理论运用于治道,则提出了仁政的主张。这是儒家有别于其他学派的又一重要表现。

法家认为,仁义是过时之物,故滥用暴力,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

黄老学派主张,持以道德,辅以仁义《准南子·览冥训》,行仁义,须服从于自然无为的道论,从而放纵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,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。

儒家提倡仁政,对地主阶级有一定制约,防止他们干出杀鸡取卵的蠢事。汉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学的思想,认识到“礼乐刑政”,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,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,“以德为主,以刑为辅”,重视道德教化,较妥善地处置了德与刑的关系,符合“逆取顺守”的治国方略。历史的长河流淌了2000多年,到了今天,“治国理政”,仍是“以德为主,以刑为辅”,先说服教育,在无效果的情况下,才是惩戒与处罚。

西汉早期,黄老之学盛行,只有私家教学,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。汉武帝罢黜百家,“定儒一尊”之后,采纳董仲舒的建议,开始在长安建立太学,设五经博士,置博士弟子五十名。这样以来,“置教培养贤吏”,与推行仁政紧密结合起来,发展了先秦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,对于建设贤德而干练的封建官僚机构,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。儒家的仁政主张,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,提高吏治水平,不失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之策。

董仲舒还以“天道”教化百姓。

封建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神学的力量来加强统治,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。法家的无神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是相抵触的。董仲舒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,着眼于巩固整个封建国家的政权,对儒学进行了神学化的改造,他的“天人感应”论,使人的“伦理道德”再“神学化”,所以,又提出了“君权神授”之说,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,提供了神学的论证。董仲舒建造的神学化的儒学体系,虽然有别于出世而消极的宗教,却积极配合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,进而抬高了儒学的地位。

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,是适应西汉政治、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,先后以十一年之久,历经“罢黜刑法”、“议立明堂”、“增置博士”、“挫抑黄老”、“制策贤良”和“任用儒吏”六个阶段,由政治开路,到理论完成,继而组织实现,构成一个险象环生、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。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:一方面,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,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。

思想的大一统,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,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,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、民族统一,使得中国,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,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,无论出现何种形式、多长时间的分裂,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,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,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,无论天南地北,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,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。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,人人都有奋不顾身、牺牲自我的豪情。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“春秋大一统”思想,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,与在儒家文化教化下,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,皆一脉相承。

思想的大一统,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“同化”作用,中国历史上的所谓“正统政权”、“中原王朝”屡遭侵略,除元、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,还有十六国、南北朝、五代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,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,最终皆被淹没、被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之中。这里,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,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,微笑地敞开胸怀,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,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、中国人的心理认同,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、分裂,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情怀的撼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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